1873年，香港维多利亚港码头，一个荷兰商人头也不回地登上了开往欧洲的邮轮。他带走了变卖全部资产套现的每一分钱，留下了身后码头上一个28岁的中国女人和五个混血孩子。
他不会想到，那个被他当作累赘扔在码头上的大儿子，日后会成为香港开埠以来第一位华人首富，连他梦寐以求却一生未能踏足的太平山顶，都会被这个儿子随手买下来当住宅。
抛妻弃子
这个荷兰商人原名叫查尔斯·亨利·莫里斯·博斯曼，1839年出生在荷兰鹿特丹的一个犹太裔家庭，少年时期随父母移居英国伦敦。后来他给自己取了个中文名，叫何仕文。
1859年，香港开埠还不到二十年，这座新生口岸城市涌入了大批从欧洲来淘金的商人，二十岁的何仕文就是其中之一。
他最早靠做苦力贸易起家，把中国破产农民签了契约卖到美洲和东南亚的矿山种植园当劳工，赚的是带血的快钱。攒够第一桶金之后他开了自己的洋行，入股香港黄埔船坞，当上香港大酒店的合伙人，巅峰时期甚至混到了荷兰驻香港领事的位置，名正言顺跻身殖民地外商的上层圈子。
但犹太教禁止跨族通婚，而当时在港欧洲商人流行包养华人女子作同居情人。何仕文在生意刚起步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叫施娣的女人。施娣是广东宝安疍家女，疍家人祖祖辈辈在船上讨生活，连上岸定居的权利都被剥夺，社会地位低到不能再低。
两人从相识开始同居了整整十四年，先后生下五个孩子，大儿子何东，下面还有一个女儿和三个儿子。这五个混血孩子两边都不讨好，既被洋人视为劣等人种，又不被华人宗族接纳，从出生第一天起就活在夹缝里。
1873年，何仕文的好运气到头了。国际社会开始禁绝带有奴隶制色彩的华工贸易，他吃饭的营生被从根上掐断了。
其他几笔投资也接连亏损，洋行生意不再景气。一个本来就是来捞快钱的投机商人，在根基被抽走之后没有任何留下来的理由。他把香港全部核心资产变卖套现，卸任荷兰驻香港领事职务，买了回欧洲的船票。
走的时候他做了三件事：没给施娣留下任何房产，没给五个孩子留下任何信托基金，甚至连够一家人吃几个月饱饭的现金都没掏。一刀切断了跟施娣母子之间所有联系，就像这十四年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那年施娣才28岁，五个孩子最大的也不过十来岁。走投无路的施娣只能把自己卖给了一个华人买办做妾，用这种方式换来了全家人最基本的生存保障。
从弃子到首富
大儿子何东那年才11岁，他靠着学校的免费名额才能继续读书，毕业后在广东海关找了一份抄写报关单的小差事。这份工作枯燥至极，每天对着成堆的进出口单据一个字一个字地抄。但何东很快发现这些单据里藏着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他把华南各大洋行的航线、货物吞吐量、成本价格这些核心商业信息一条条记在脑子里，两年之内把整个华南外贸的底摸得一清二楚。
手里攥着这套情报体系，何东辞掉了海关的工作，进了当时远东最大的英资洋行怡和洋行。怡和需要何东来沟通华商供货商和英资管理层之间的关系，而何东比任何人都清楚如何利用这个信息差。他卡在华洋商业网络里当唯一的双向枢纽，把怡和的对华贸易做得蒸蒸日上，没几年就坐上了怡和华人总买办的位置。
但这只是何东棋局的起步阶段。买办职位给了他抽成、定价权和人脉，但真正让他完成资本积累的是后来的独立投资。他看准了九龙半岛那片在别人眼里一文不值的荒地，大手笔抄底屯地，等到城市扩张后这些地皮一夜之间价值飙升。
他投资远洋航运，把当年亲爹因为破产而廉价抛售的黄埔船坞股份又重新买了回来。他还把触角伸进了香港的城市基础设施，包括港灯、香港电车这些公用事业，都有何东的股份。1897年，何东的身家已经突破200万港元。35岁的他，成了香港无可争议的首富。
1906年，何东做了一件在当时殖民地制度下近乎不可能的事。港英政府有一条不成文却执行得极其严格的种族隔离规定：太平山顶只允许纯种白人居住。
何东动用自己庞大的资金杠杆和不可替代的商业影响力，直接向港英当局施压，硬生生逼得政府废除了这条种族歧视禁令。他成了香港开埠以来第一个在太平山顶建起大型豪宅的非纯种华人，而这座山顶豪宅最核心的居住者之一，就是他当年被何仕文抛弃在码头上的母亲施娣。
何仕文回到欧洲以后的日子过得并不好。他在伦敦又做起了小型贸易生意，但没多久就破产关门了。1883年，他和一个美国白人女性在旧金山结婚，生了两个儿子，生活水平一路下降。1892年他53岁时在伦敦病亡，死的时候几乎身无分文，留下遗孀一点极微薄的财产，被草草下葬在布朗普顿公墓。
就在何仕文在伦敦咽气的同一年，远在香港的何东正在大举扩张他的商业版图。他不仅自己登顶首富，还把同母弟弟何福等人逐一安排进各大外商洋行担任核心买办或高管。
这个当年被亲爹抛弃在码头上的孤儿寡母群体，经过几十年的经营，反过来垄断了香港外商与华商之间最关键的中间环节，构建了何氏家族在港商界长达半个世纪的统治地位。后来澳门博彩业的传奇人物何鸿燊，正是何福的嫡系孙子，何东的亲侄孙。
凯丰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